建筑档案报道:潜藏于“乡村与都市之间”的农耕文明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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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里的乡村迹象,乡村里的城市文明。


我们在思考中国当代城市的同时,也是在思考中国当代乡村。我们同是城市人,也同为乡野之人。在面对当代都市激变与发展的步调之中,我们同在一条“船”上,之所以要面向“农耕文明”深处去寻找一点什么,或许是因为当今的“城市文明”里有部分缺失的真实与自我。


关注城市,关注城市中正在成长的一代, 城市里需要一种“野性的召唤”。




第一幕

从西村大院开始

城市里的乡村迹象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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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兵(以下简称“邵”):我是《建筑档案》的主编邵兵,同时也是此次城市记录者的出品人\发起人。城市记录者这档栏目是想通过"个体"跟"城市"之间真实对话关系,以直播的形式来展开对当代城市的新一轮探讨,栏目的基础是一次针对当代城市的调研报告,同时也可以和大家共同思考我们生活着的城市,在未来的诸多可能性。


今天我们的城市记录者是“小隐建筑”的三位老师:潘友才、杨喆、陈仁振,同时他们也是“小隐建筑”的缔造者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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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:三位从刘家琨老师设计的“西村大院”开始,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初心?


潘友才(以下简称“潘”):西村在建的时候,我们就在旁边那个高楼里面看着他一点一点建起来的。家琨老师也是我们西南建筑师杰出的代表,这个地方现在是我们成都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,或者说一个公共空间, 所以,我们觉得从这里开始,意义比较深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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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 :怎么看家琨老师的这个作品?


杨喆 (以下简称“杨”): 更多的是一些“传承”,和一些成都记忆碎片里的东西。


潘 : 当时我们来闲逛的时候,有一些普通老百姓看到这个项目,会说像“烂尾楼”,大家都觉得好像这是一个没建成的项目。 2013到2014年的时候, “西村大院”旁边的公馆、楼盘走的都是比较欧式、新古典的风格,突然来了一个这样的, 大家还不习惯,最初也会以为还要在外面贴什么装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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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:有一种“露骨”的、“真实”的,追随建筑本质的状态。


潘:我们现在也在追求这种状态,不去做过多的装饰,也把钱花在应该花的地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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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:它跟城市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?


潘:它是一个偏商业类型的项目,里面有各种吃的、培训的以及跟文创相关的东西,所有东西放在了边上,做了跟城市之间很直接的结合。


邵:相当于一个垂直立体的城市广场,所有的绿地都整合成活动区域,大家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,才有,今天我们看到这么热闹的这种场景,是一个让人产生“无距离感”的建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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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仁振(以下简称“陈”):现在已经成了附近2~3km范围内的社区中心,这种内向型的做法,只要不是天气暴晒,它就能给人提供舒适的运动场地,一个可停留的空间,家琨老师对生活的研究会比较“透”。


杨:川西这边到处都是这种竹林、竹海,成都最具代表性的植物也是竹子。之前的状态是光秃秃的,现在竹林变得茂盛了,就算太阳很大,下面也有树荫,也是一个不错的活动空间。


成都,整体上比较休闲,大家找个茶楼喝喝茶,顺带就把生意给谈了,这是很常见的,很多时候开会并不去会议室,而是去茶楼。就这么简单的一种方式,是比较地道的,也是比较成都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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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 : 就建筑形式上来看,它还是具有一定的边界感,地块本身就是这个样子,但是它里面的交通和外面交通是完全可以串联起来的。所以,人进来就会很方便,没有距离感,形式很好,空间也很开放。


潘 :当时我同学在家琨老师那儿工作的时候,也作为项目最核心的成员,参与了整个项目的设计和建造的过程。这个连廊边建造边改,也在想要不要把这个连廊去掉,当时也很纠结。后来,两个连廊都留下来了,施工期间也因此多了麻烦和困难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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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:家琨老师在成都长大,成都这种原有的、原汁原味东西已经没有了,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构造一个他想象当中成都的生活。那么,成都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?就是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。


包括这种围合的方式。家琨老师以前也在那种家属大院或者叫军队大院里生活过。大院里的生活,邻里之间都认识,也都看得到,不管你怎么样,小孩子不会丢,这或许就是当时的一种“意象”,有一种要上房揭瓦的感觉。


邵:可以上房揭瓦,不常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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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:现在西村大院算是一个日常的、市集的状态。


潘:只要不下雨的话,就会开一些市集,那还有一个篮球场和足球场,也有专业的团队运营。


其实,这个项目也是一个“叛逆的做法”,如果在当年那种语境或那种环境下做这样的事情的话,必须要有很强的叛逆心或者叫对抗的状态,这也是每个人心里可能从小就有的东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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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:选择“50KM”这条路径,你们或许更加关注“路上的风景”?


潘:大家概念里面的成都,其实就是老城区,逛宽窄巷子也好,锦里也好,都是很地道的成都,但实际上,大家对整个大的成都是不了解的(成都是被周围的山,青城山、龙泉山等这些山围在中间的一个状态)。我们希望带大家看到更“离奇”的、更大范围的成都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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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:从“西村大院”开始,是挺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儿。


陈:2014年的时候,我们在附近也做过一个项目,这里算是“小隐建筑”设计理念的一个出发点吧,所以,此次城市观察与记录,我们就希望从“我们最开始的地方”开始。


杨:回到最开始的地方。


邵:一个真实的“乌托邦”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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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幕

叛逆与逃离

向城市之外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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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 :西村大院也是业内公认的最“成都”的一个作品,刚开始也有很多人不接受。


邵:不接受,是因为大家觉得不精致?


潘 :对,不精致。经过十几年的地产开发,总有一种精致化开发思维的影响,大家也会觉得“你为什么做一个这种不修边幅的建筑?”。 在人们的心目中,贴石材才是“高大上”的,似乎这样就可以拥有一种精致的生活,而西村大院是回归到一种很日常、很生活化的建造方式。


杨:现在看来,这还是一个很有未来感的建筑,有很纯粹的价值内核。


陈:俯瞰“西村大院”时候,你会发现它和大成都的“地形”是一样的,都是周边高、中间低,是一种典型的四川盆地山水格局。


邵:整体“意象”和“状态”和成都的整体状态是一样的。


陈:是一种大范围内的大景观。我们现在要去的就是北面的龙门山(西面是四姑娘山,东面是龙泉山),成都各个面都是环山的,和家琨老师的西村大院建出来呈现的效果一样,是内向的一种城市空间构成方式。




杨:这条路线,也算是我们的工作日常吧,我们每个星期要跑两次。


邵:是要去卧云台项目现场吧?


潘:是的。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世博会展览馆的项目,也用到了类似的手法和概念,就是让四周高起来。我们对整个成都的认知,首先它是个盆地,也是这样一个大的盆地孕育了“天府之国”;其次是因为都江堰的水系工程,后来才慢慢地发展变成了今天的成都。这和刚才说到的西村大院是一样的,我们可以把建筑当成周边的山,中间有一片竹林,里面有球场、集市以及一些点缀性的建筑。它们就像成都的周边,被我们称之为“川西林盘”,每一家老百姓的房子,都有竹林,又有田地在房前屋后。


杨:只是,现在西村大院里面的田变成了足球场,没有真正的田在这里,成全了整体“意象”的空心砖,却有“田”的感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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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2020迪拜世博会·四川云上馆·界园效果图 小隐建筑Archermit


邵:如何从一个务虚的“意象概念”生成一个实体的“物理空间”?


潘:你说它“虚”,他其实也“实”;你说它“实”,它其实也“虚”。如同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,梦中的场景里,有些是潜意识里虚构的,在梦里你会飞,会被人追,这肯定是虚的,所有人也都知道是假的。但梦里却存在一些真实的生活场景,就像是你记忆当中的碎片,或者是你生活片段的组合,这样,你才会做这么一个很有故事情节的、看起来很离谱荒诞的这么一个梦,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。


邵:所以“意象”,其实就是“身体”与“心灵”的一个自然状态,或者说是一种“似曾相识”的状态,这和小隐的状态很像,“小隐”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?


潘: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做规划的朋友去出差,天气还有点热,我们就站在一个松树林里面,远远可以看见当地村民在那里放了很多羊、牛、马,我们也希望设计可以更加亲近自然。之前也想了很多关于木头、石头、土相关的名字,大多跟建筑材料有关。那里的松树很高,我们在松树林里面,风在上面吹,那种感觉爽极了,当时就想到了“小隐隐于野”的典故,就叫“小隐”了。


杨:从取名字的时候,已经开始有一个雏形了,并不说是具体去做哪一方面的事情,其实就是一个雏形,一个模模糊糊的边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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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:建筑,并不是短期行为,而是一个长久存在结果,所以,我们做设计的时候会把多种情感和丰富小细节蕴含在里面,它会慢慢被时间以及人群的使用与感受去发掘出来,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建筑存在的方式,同时也让建筑有了可持续性的意义。


邵:“叛逆与逃离”是你们骨子里的状态,你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?是静谧淡泊的状态?还是叛逆与逃离里面的对抗与思考?


潘:之所以取名叫“小隐”,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不太希望自己做的东西“太建筑”。


邵:你理解的“太建筑”是什么?


陈:建筑的手法、技巧、形式并不是我们第一关注的对象。


潘:就跟医生一样,如果我是一个动手术的一个医生,我给别人做手术动刀子,必须要保证能把别人救下来,这是一个医生最本质的工作。但在这之外,就如同一些比较厉害的医生,他会去做一些科研,或者做一些关于他手术之外的研究,从而取得专业上更大创新与突破,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、更有思想、更有内涵的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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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:“叛逆与逃离”这样一种态度,跟“小隐”的关系是什么?


潘:离开人的建筑,它不称之为建筑,所以,我们希望更多的能够去考虑人的感受,到当今这个社会,很多物质的追求已经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了,人们更应该去追求的是思想以及精神层面的一些东西。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正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缺乏的东西,我们也希望去做这部分的东西,而并不是仅仅去满足一些功能。


邵:物质之外的精神追求?


陈:我们三个其实家庭条件不算好,但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,自给自足是能够满足的,在这种情况下,什么是更高一点的追求?可以称之为“精神追求”。“小隐”和刚才提到的“叛逆与逃离”并不矛盾。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主要还是从“人的情感”出发,旨在谈一种“感受” ,包括场地里的人的真实感受是什么?然后,从这种感受出发,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什么状态。


杨:另一个角度说“叛逆与逃离”,“现在的叛逆与逃离”未必不是未来的一个主流和这个趋势,所以,我们现在正在做的,可能也是一种对于未来的猜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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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:城市里的钢筋混凝土,像一个个“格子”,我们在里边,像是认为建造盒子,我们建造了一个个格子,又重新把自己放进盒子里,你怎么看这种现象?


潘:有些东西,我们可以抛开建筑去考虑它。之前对于叛逆与逃离,我可能理解得还比较片面,通常会有一些比较个人化的情感在里头,有了小孩子之后会有所不同,现在我儿子五岁多了,在陪着他成长的一个过程中,会发现很多之前毫不在意事情,他们思考的很多问题,跟大人是不一样的。以后的社会,越来越多都是90后、00后的世界,再往后,10后长大了之后,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?这是我们现在需要去思考的。虽然我们可能也不能完全想到他们未来的状态,但我们不得不考虑建筑这个层面,以及每个人的需求是怎么样的,他们共同的一种情感是什么。


邵:好像是带着一种既往的经验,但可能新生的东西里面有一种很野性、很野生的东西,就像杨喆说的:“叛逆、逃离”或许就是新生。


潘:现在小孩子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完全发生了变化,在跟他相处的时候,再用我们以前的既有经验教他做事情,这个事情不是很滑稽吗?反过来看,若是再过20年,我儿子他已经二十多岁了,他在去思考他的未来的时候,我都50岁、60岁的人了,我还以我那个时候的经验再来看这个已经过去的时代,可这个时代过去20年了,所以,我们不应用这样一个判定,而应该批判的看待这一切,思想或者习惯的养成里是需要一种叛逆与逃离的,这样才有新的东西生长出来。



第三幕

一群晚熟的人

在家庭中叛逆、成长与觉醒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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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:城市文明里需要一点农耕文明里“田野的味道”,小时候的我们都是在野地里跑大的,如今城市里的我们像是被这种当代文明锁在了格子里,是否要把这种农耕文明的状态带到如今的城市空间中去。


潘:我出生在农村,小时候就是在野地里长大,这也养成了我长大之后性格里的坚韧。


邵:没人管的孩子跟有人管的孩子,长大之后是不一样的。


潘:我是三天两头挨揍的那种,因为调皮嘛。


杨:因为“叛逆与逃离”(哈哈)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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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:你们仨干过最出格的事儿是什么?


杨:对于我来说,说我被放在城市的“格子里”,其实也不尽然。小时候寒暑假的时候,偶尔还是要出去放一放风,就会到农村去,到野地里面去玩。有一次,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走到一个沼泽地“钓龙”(就是去田埂里面钓龙虾),田埂和大路之间有一片沼泽地,穿过那个沼泽应该是最快回到家的路。钓完之后又着急回家吃饭,又怕大人骂,所以,就走进了那个沼泽地,才知道沼泽是真的会陷下去,而且是真的会沉底。


那次经历,从五六岁的时候一直记到现在,也是一件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,相当于是在生死边缘。可以想象一下,高高的玉米杆子,大路上的人是看不到你的,印象里是一望无际的田地,后面是田,前面也是田,中间是一片很烂的沼泽,延伸得很远,又不可能绕到旁边去,要直直地穿过去,但穿过去又意味着危险,前面两个小伙伴走的又特别快,完全没有给我探路的机会,我就在后面一直摸石头过河,慢慢探着才走过去,总感觉时间好长。


邵: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?


杨:算是第一次一个人的独立,在城市里面,其实是一种群居,或者共居的一个状态,有无数的人替你去解决生活上、学习上的事情。但当你第一次一个人去面对大自然的力量,或者面对荒野,面对一些不可预知的事情的时候,能感觉到的就是你的心跳和你的本能,是一个人跟世界发生对话。


邵:是一种麻木状态?


杨:对,完全是麻木的。走出来之后,很长时间都是处于那样的一个很懵的状态,直到有人打一个岔或者拍醒你,突然就回归到现实的一种感觉。说的高端一点,或者说的文绉绉一点,其实,就是一个和世界很直白的对话,内心的恐惧和紧张会一直延续、延续,延续到直到有人去把这个紧张感打破了,才会把你自己又拉回到现实世界里面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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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 :我说三件事情吧。 现在来说,我觉得我母亲揍我是应该的,不然有可能我都 “ 活不到现在 ”。很小的时候,那是应该还在上小学,可能七、八岁的时候吧,跟我一个发小一起爬到山上去,去吃我们当地叫“映山红”的一种花。那种花本来是可以吃的,但前提是要把中间那个花蕊给摘掉来吃,但我们不知道就直接给吃了,我们俩爬到树上去吃了好多,回家之后就中毒了,在医院躺了两天,灌了无数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水,然后对我说:另外那个小朋友也被灌了,但是是猪屎。他们也是在吓我,就让我们下回不能吃了,这是一次差点就死掉了,躺了差不多两天才醒过来。


还有一次,我妈妈不知道。已经上了初中的时候,跟我们当地一个我苗族的结拜大哥,去他们家玩,我就爬到半山上的一个悬崖,自己就下去了。是 徒手下去的,下到半山腰去就上不来了,还好当时有人跟着,找人拿了个箩筐把我吊了上去,要不然我就只能一直在那儿待着。如果是我一个人去,说不定就死在那里了。这个事儿我妈和大哥都不知道,后来,我给他们俩说千万不要让我妈妈知道。


上高二的时候还干过一件事儿,是在过春节的时候,也就是大年初五,和我几个堂弟、表弟在一起玩。春节总要放鞭炮,大家会把没有炸的鞭炮捡回来继续玩,我们就把火药掰出来,全部放在了一个玻璃瓶里,我记得是一个原来装青霉素的空玻璃瓶,弄好之后就放在土里面去,像是那种土炮,结果第一次没点燃,也没炸。当时有七个人在,包括我亲弟弟、表弟堂妹,然后,我最小的表弟当时就去拿打火机去了,我就拿火柴点,火柴虽然断了,还是点起来了一点,因为那个青霉素是蜡封的,一点就炸了。一个玻璃瓶,满满的一瓶的药,就跟一个炸弹一样的,把路炸出一个5cm的坑,幸好那个玻璃瓶是在我丢下去那一瞬间在空中炸掉的,但所有人还是受了伤,我手上全是玻璃,手上的皮被炸飞起来了,现在手里还有玻璃。


老爸、老妈都觉得这娃挺听话的,学习也挺好的,然后老师都是经常表扬,突然一个冷不丁的干个事儿,是接受不了。而且,我从小经常会伤到自己,就会令人操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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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:你是冒险的,不管干什么坏事都是惊天动地的。杨喆一看就是干点坏事儿别人也不会知道的类型,陈老师是什么类型的?


陈:邵老师刚才在问这个话题的时候,我就一直在想,但是现在我印象深刻的似乎没有,我现在回想起来,我不能够把它称为“拿得出手”的叛逆。生活对于我来说也是常态,就是过完了之后,回归了一种很正常的状况。刚刚不就聊到父母这个话题吗?父母毕竟会年长二十几年,他会有他的生活经验,会有一些很常规的认识,他的认识就是希望你少走一些他走过的弯路。


邵:但每个人的弯路其实不太一样。


陈:我和我爸之间,就是他的意识要强加于我,我想要有自己的经历。我觉得一些弯路我是必须要走的,要自己去走,要自己去经历,在这个观念上,我和我爸之间就有这样的矛盾。读大学之后,我就是不想在他身边,想稍微离远一些,其实你说有多大的事情呢?也没有。就是不想听他唠叨,即使知道他说的很多都是对的,大部分经验也都是对的。


我老丈人会有不同, 性格不同表达方式也不同。他有不同的想法,但是他不表达,也不会强加给你,这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。 基因是有的,虽然我一直在克制,直到现在我就能够感受得到,这一生我都会有我老爸一些影子在,也继承了他的一些习惯。


邵:强迫,自我强迫,也强迫他人,工作上也是这样吗?


杨:是的(哈哈),所以,公司里的“小朋友们”都很怕他。



第四幕

城市需要慢下来

因为人的活动才有了建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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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:速度与尺度的问题。速度快了,擦肩可能就变成了碰撞;速度慢了,擦肩就是擦肩,大家会微微一笑,心态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自己给自己创造的这个城市,太多千变万化,目前,我们还在使劲往里面放更多的内容,我们阻止不了速度给我们带来的冲撞,可能我们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接纳、适应这种冲击。


潘:城市新区,就是没有办法让人慢下来。


邵:甚至,你看一个人或者感受一个人的速度都在变快,接触一个人也讲究效率,人被放在了一个机器上运作。老城有很多东西拽着你,让你慢下来,尤其在成都,这种反差极大。


陈:针对我们公司这几个人来说,大家都更加喜欢“老成都”,喜欢这种“慢中有快,快中有慢”的感觉,不太喜欢成都高新区域。不是我们接受不了,我们是能够接受的,需要的情况下,我们该去还是要去的,但你让我长期在这在这个位置上生活,它就不是我想象的生活状态,不是我要的“成都的生活”。北京的老城和新城,它是一圈一圈往外扩的;成都,它是往南移的,直接把新城和老城类似于两个卫星联合起来,也可以完全独立。


邵:新与旧其实是相互渗透的,这里边时间是有叠加的,新与旧之间有边界,也有完全是新的东西。我们建造了一个“新的”放在这里,随之也建造了一个新的生活结构或者生活状态,但是老百姓或许不会考虑那么多,只是觉得这个房子很干净,这里的公共空间也很干净,最起码比老城干净很多,他们只是很简单的一种诉求。


陈:这个事情,我跟很多朋友都聊过。现在的成都人,包括年轻的、三十来岁、四十来岁年纪的人,他们其实是不太愿意住在新城的,住在这边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工作,要回城(老城)的交通也会比较麻烦。




邵:上次咱么 聊起“天府新区”这种新城的时候,也提到了关于城市的逃离。所以,是不是随着人年龄的增长,对新的事物的接受度不行,抑或说本身城市的庞大与快速度是有些问题的?


潘:经常会跟公司的小朋友一起聊天,他们都更喜欢在老城里面的活动和生活。新城那边他们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生活气息,街道的这个尺度就不对,不是人的尺度,而是车的尺度,动不动就是四车道、六车道。


邵:车的尺度里兼容不了人的状态。


潘:这种状态没有办法让路两边的人形成互动,出去买个东西,就要过三个红绿灯,一个红绿灯要等一分钟……很多设施不合理,特别是对于一些小朋友或者行动不是特别快的人来讲。以前小尺度的双车道大概5、6m宽,过去都不需要红绿灯,有些街道、巷子里面也没有红绿灯的概念,大家想过就过,反正车过来了也知道,都是熟人,都知道礼让。大家更喜欢的是这么一种生活状态,而不是说对城市的这种“新不新”,“繁不繁华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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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:速度与尺度的问题。速度快了,擦肩可能就变成了碰撞;速度慢了,擦肩就是擦肩,大家会微微一笑,心态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自己给自己创造的这个城市,太多千变万化,目前,我们还在使劲往里面放更多的内容,我们阻止不了速度给我们带来的冲撞,可能我们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接纳、适应这种冲击。


潘:城市新区,就是没有办法让人慢下来。


邵:甚至,你看一个人或者感受一个人的速度都在变快,接触一个人也讲究效率,人被放在了一个机器上运作。老城有很多东西拽着你,让你慢下来,尤其在成都,这种反差极大。


陈:针对我们公司这几个人来说,大家都更加喜欢“老成都”,喜欢这种“慢中有快,快中有慢”的感觉,不太喜欢成都高新区域。不是我们接受不了,我们是能够接受的,需要的情况下,我们该去还是要去的,但你让我长期在这在这个位置上生活,它就不是我想象的生活状态,不是我要的“成都的生活”。北京的老城和新城,它是一圈一圈往外扩的;成都,它是往南移的,直接把新城和老城类似于两个卫星联合起来,也可以完全独立。


邵:新与旧其实是相互渗透的,这里边时间是有叠加的,新与旧之间有边界,也有完全是新的东西。我们建造了一个“新的”放在这里,随之也建造了一个新的生活结构或者生活状态,但是老百姓或许不会考虑那么多,只是觉得这个房子很干净,这里的公共空间也很干净,最起码比老城干净很多,他们只是很简单的一种诉求。


陈:这个事情,我跟很多朋友都聊过。现在的成都人,包括年轻的、三十来岁、四十来岁年纪的人,他们其实是不太愿意住在新城的,住在这边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工作,要回城(老城)的交通也会比较麻烦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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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:有一个现象叫“经济导向”,以经济为导向,而不是以生活为导向,就是所有东西都在围着经济转。包括我们政府的调控也是这样,如果大家不愿意去新城,那就把最好的学校搬过去,我把最好的医院搬过去,让你不得不来。之所以我觉得有一些问题,不是说这个做法不对,而是说可以有更好的方法、方式去体现。


邵:而并不是这种粗犷的方式。


潘:我们更应该去考虑人怎么样在这里头生活,这应该是更好的。做配套也好,建美术馆、博物馆也好,都是想让大家更多参与和了解成都的文化、生活。但是,真正的文化其实是在生活里面的,而不是在博物馆里面。


邵:现在来看,好像文化需要有一个容器,艺术也需要一个容器,这才有了艺术中心,有了博物馆,但这样就有了文化了吗?但大城市里的日常是缺失的,而成都文化就在火锅里。


潘:天府新区目前也在做一些博物馆与艺术中心,但内容和运营都还没有考虑,这是有问题的。


邵:是否是要以人的活动为导向,之后才有了场地,人的活动场地需要一个建筑,于是有了建筑。而不是说,我做了一个建筑需要人进来,我得想办法把人弄进来。


陈:目前有点搞反了。



第五幕

乡村里的城市文明

从“公园”探知“公园城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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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:我们马上就到贤仁村了,我们可以看到之前谈到的“山水”。目前,成都正在打造“公园城市”,说起“公园”,我们的城市公园里面有很多地方都荒废掉了,通常会做大面积的草坪,种很多灌木,也会做出很多景观性的修饰,效果其实并不好。有没有可能换一种方式去思考?在某些大型的公园里面,能够把这种农村的田野给放进去。


邵:最大的问题是,目前城市里好多东西都是我们做出来的。


潘:大家会习以为常的认为,建了个公园,绿地变多了,草坪变多了,生活质量也就改善了……


邵:是的,“建”了个公园,重点在于“建”,可原来没有城市的时候,处处是自然,处处是公园,或者只要修路就行,每天都可以在公园里转。


潘友才:现在有了公园,却限制了人们的活动。做一个草坪,不让踩、不让碰,牌子立起(“请勿践踏”或者“小草青青”),就是不让人进去。大家会很担心小孩子的体力问题,或者说是性格不够坚韧、坚强,其实就是缺乏这种体力上的训练,缺少一些野生成长的介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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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:现在我们给了孩子们很多知识,心灵乃至艺术上的培养,恰恰缺少的就是身体。


潘:或者叫“缺少自我体验”。比如,你去报个美术培训班,我们会觉得在培养孩子们的艺术细胞,但是,艺术的细胞不是每天在培训班教室里面就能培养出来的。


邵:细胞培养的培养,需要合适的温度与菌群。


潘:细胞,需要自己去体验,自己去创造才能生长出来的。美术培训班一般都被关在一个房子里,被关在房子里这样画,就能把东西画出来了吗?就能让自己感受了吗?明显是不可能的。


就像这里的水稻,有人认为一定要用水把它淹住才叫水稻。可水稻有一个成长的过程,有些时候需要水,有些时候不要水,但很少有人知道。就像人成长的过程,有些阶段是需要水淹着它,有些阶段是不需要水的,淹着它反而不好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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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:或许,只是在功能设定上提供一个身心体验空间即可,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让它更具原生态,而不是说要造出一个“样式”。


潘:包括这些农作物也是一样的,多数小孩也不太会认识这些农作物,不知道辣椒是什么样?不知道茄子怎么长出来的?不知道豆子还要用这个架子它才能长成这个样子,他们根本不清楚这些东西。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城里面吃,吃完之后去上学,上完学之后,回家睡觉或者去培训班。


邵:刚才,我也没太认出是水稻(哈哈),所以,其实城市里的经验大部分是经验结果,并没有野化的过程。


陈:我们希望的就是能够走出城市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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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:创造力怎么来的?创造力是亲身体验、是要自己去挖掘出来,而不是说别人给你的。


杨:可能从根上我们就有一个认知错误,“城、乡”这两个东西已经被拆成了对立的两个区块、两个地方,所以,也有很多方式可以让它就是融合,相互契合起来。


潘:城市里有的其实农村也有,小区绿化也在做,只是说他没有像我们现在的所谓高端小区,做得那么精致。


邵:城市是否一定要如此精致,在大家眼中,城市就应该是精致的玻璃幕墙?


潘:怎么讲呢?精致我不反对,你喜欢精致你就去精致,你喜欢粗犷你就去选择粗犷,但是你得给别人选择的权利,一定要有这么一些地方让大家有得选。现在是没得选,除了逛公园,要想做这些事情,就必须到农村,要开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的车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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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:把农村这种生态搬进城市里如何?难度可能是什么?


潘:我觉得跟经济相关,土地性能的转化方式决定其未来的价值,我们需要房子就盖了很多房子,房子现在够多了,我们就要认真考虑下城市中的生活。这里虽然好,但要孩子天天来是不现实的,这里面有一个时间成本,即便是把这里的搬到城市里,好像总是缺少一点野生的味道。


邵:田地里的野趣是不规则的,我们可能需要在规则与不规则之中找一种新的平衡,这里面有一些简单的不规则或者说一些突破规则的状态,农耕文明的城市创新不应该在各种框框之内,要不然就没有惊喜了,也没有了趣味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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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:到现在为止,我们离成都应该已经40km了。如果你的家的楼下就有这么一个地方,或者说离我家1km,我步行10分钟、20分钟,有这么一个地方,我靠步行或者我骑个共享单车就能做到这一点的话,很多家长应该都是愿意带着自己小孩来的。就不用去报一个什么体能培训班,我也不需要去学什么跆拳道,想要锻炼身体,就到田里面,干就对了,身体也就好了,就不作了,就不娇气了,就不娘了。


邵:应该允许杂糅,允许这种不规则的东西出现,尝试原生的东西。


潘:中国有五千年的农耕文明,在城市里面是完全体会不到的。现在大家一个劲地去讲传承文明与传统文化,首先,传承都没做到,这些东西已经被城市摒弃或者抛弃掉了,完全没有从规划、从人们的生活层面去做这个事儿。未来孩子长大之后,从小他脑袋里压根儿就没有,你要强加给他,他就只能从书本上去背。强制性的背,没有任何用,包括今天邵老师,连水稻都不认识(哈哈)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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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:现在来看,公园就是公园,没有办法去做现在我们说的事情。虽然我们一直在不停的在提倡多元化,但实际上从大的规划层面,就已经把多元化砍死了,没有办法多元化。多元化已经被框在了一个城里了,城市还是城市。


邵:有必要来梳理一下,城市多元化究竟是怎样多元?具体的、多元的方向应该如何实施。


潘:近几年,不停在提“城乡结合”、“乡村振兴”,结果乡村还是乡村,城市还是城市,城乡结合部还是城乡结合部。如果按照现在的状态,十年之后再来看,区别不会太大,它只有一个结果,就是让乡村像城市一样变得更精致了,但最后它就不是乡村了。


邵:其实,普通人对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让生活变得更精致,这里面是否有我们有自以为是的想法。从城市到开发,到具体的生活空间,存在多项矛盾,那么作为设计师,怎么去应对这种问题?


杨:我们也发现了规划层面的一些不合理性,这关乎时间和生活习惯的问题,设计师认为的时间和生活习惯是一种概念,当地的老百姓适应的是另一种概念。刚刚说的“自以为是”这个问题,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:当我们设计师这个行业,都没有信心或者没有专业能力去把这个事情给解决好的时候,你也指望不上其他人去解决这个事情。所以,我们会通过很多分析和实践,去发现一些尖锐的一些问题,这也是对于目前现实状况的一个叛逆与逃离。


潘:必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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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:可以松弛一点。乡村真的是我们认知的乡村么?我们又怎么知道乡村里的老百姓不想像城里的人一样生活呢?那为什么大量老百姓涌到城里去?城市里中产也好、精英也好,城市对乡村也是两种状态之间的相互刺激,或者称之为“彼此向往”。


潘:因为不了解,没有亲身体验,所以向往。但或许你真正去体验、去感受之后,就可能不向往了。现在“乡村振兴”有一点我觉得很好,就是它真正的把很多东西引入到乡村里面去,让当地人可以与在城市里待久的人相互刺激。



第六幕

人类文明迹象

需要守护与继承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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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:再往前就到青城山了,这一段的风景特别好,车左边全是竹子,河里面的石头就是冰川时期地质运动带下来的,现在这边有个景区叫“飞来峰”,有一个巨大的石头,也是那时候留下的,成就了这样一个生于自然天地的地质公园。


邵:说到地质公园,我们现在会不断阐述“文明”和“历史”这两件事儿,怎么“自处”就显得更为重要。我们历史就在那了,时间摆在那,在当代该怎么去权衡这件事儿?


潘: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,怎么样让后来人觉得我们是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,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若再过100年,我们2021年时期的人与生活留下的是什么?能不能成为一种文化?如果再过100年,看到的还是300年、500年之前的东西,他觉得这才是文化,那我们这一代人存在的价值就没有意义了,可以忽略掉,就跟灰尘一样,随风飘逝了。


陈:比如我们提到每个朝代,只会知道它鼎盛时期几十年、一百来年,其他的我们会忽视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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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:城市自有其文化与历史,并非一定要把这些东西符号化地摆在城市里。


杨:现在出现的“千城一面”的状况,其实可以用一种更极端的方式来解决。比如成都就可以完全城市化、集中化、现代化。你如果喜欢更乡村、更乡野的地方,可以去本地更好的一些地方,都是要看场地本身。现在我们谈的包括开发介入也好,或是公园介入也好,其实就是在“造”它,把前序的东西都摧毁了,或者是只留下一点点,然后去造新的东西。如果我们把成都,作为“田园”的一个示范点看,让想来这个地方的人来这个地方,让不想来这个地方的人(比如说一些高新兴IT人才,他可能喜欢北上广那种状态)去其他的地方,这样就可以让新城市人和新村民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落脚点。


潘:我们为什么要呆在成都?那为什么邵老师你在走南闯北之后会留在北京?这个肯定是有原因的。是一种自觉选择,那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城市有什么东西和你的内心是契合的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,不一定要在乡村反精致,我们明明改善老百姓的生活,哪怕你给他改一层皮,他也愿意,他觉得新了,他对这个生活就会产生希望。在城市里,一定要追求历史与文化留在这里,也不要过度符号化,不过度去追求一定是某个样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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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:所以,守护与继承的到底应该是什么?不同的设计师的存在,才会有千变万化的东西出来。


潘:是的,还有一个关键性问题,就是你会发现“哇,都好”,现在这也是一种悲哀,就是它没有区别,圆的、方的、灰的、白的全是这一类。为什么我们不太想去用建筑语言去做现在的项目,参数化设计可以随机的勾勒出任何曲线,但它还是一个符号化的东西,所以,我们还是更希望设计初期不要去考虑这些东西,尽可能多地去考虑人的生活、人的情感、人的感受。


邵:“奢华”不是你们追求的,或者说是表皮。


潘:是的,每个人有不同的经历,对同样的一个事情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,最后呈现出来的也是各种各样的结果。我们有一个项目就在这山顶上,叫“花前月下”,是一个观景台。他们在整个山谷下面种了很多花。我们希望造一个像月亮一样的(观景台),营造一个白居易诗歌里“花前月下”的感觉,山上视线很好,可以看到日出日落。


43.png△彭州·花前月下观景台效果图 小隐建筑Archermit


杨:也可以看到雪山。


邵:这一路上有很多你们的项目,你们把这类项目称之为“乡村振兴”吗?


潘:算是“乡村振兴”,帮助“乡村振兴”。



第七幕

简单的乡村

让乡村人可以学习的设计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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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:这是蜀中糖门,是时地建筑李烨老师的项目。上面这些吊顶的竹子、包括屋顶用的瓦,都做到了想要的效果,而不是说用一些特别昂贵的新材料。


邵:都是当地的材料吗?


潘:这个乡村,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“所谓精致”,但它又没有距离感,他没有让你看着像城里面那样恼火,这个吊顶的层次也特别漂亮,包括屋顶上的竹竿也是一种很简单的做法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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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 :杨喆,你怎么看李烨老师这个作品?


杨:有两方面,一方面是这个建筑的用途,因为蜀中糖门确确实实是在作业中的,一方面是把一个工厂做到有艺术感,又兼具一定的观赏性,在乡村当中有种感受已经很不错了。


邵:他这个窗子的节奏也特别好。


潘:可以看到里面的人,里面的人也能看出来。


邵:所以说,振兴还是要解决问题,而不是为了建筑,修一个建筑而建筑。


杨:我们说在里面的工人都很有幸福感,应该会比那种厂房和大棚里面会好很多。


潘:我们提到的“精致”,并不是说乡村的就不精致了,精致的是“方法”。


邵:不用刻意,或者一定要得抠这么细,一定要有“缝儿”……大城市的节奏在这儿会有点格格不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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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:看现场比看照片的感受要好很多,真实感会更强烈一些。


潘:对,不是那种“纸上建筑”,现在很多建筑就成为了照片、声音和网红。


现在有很多所谓的网红建筑,就跟网络上直播平台小网红主播一样,有化妆和滤镜还好,滤镜一去掉之后就啥也不是了。


邵:李烨老师这个(项目),不加滤镜就极美,适合长在山里,是村野山上的真实感。


潘:就是要不怕把滤镜去掉,建筑本就不需要滤镜。他的很多做法是可以影响周边老百姓的,可以看看村里,现在周边很多老百姓自己家的栏杆,都在模仿他。


邵:这就特别好,就是“振兴”。


潘:现在我们看到的"所谓特色小镇",大多都是生硬的去把一些东西给强加进去,老百姓无法参与,也无法自发形成。

陈:用最简单的做法、最简易的手法、最原生的材料,能够做得出来的建筑,才是好建筑。老百姓不用找人工,自己可以拿着最基本的材料照着你的设计做出改变,这就是最好的设计。


邵:这个意义要远远大于一个建筑的意义,一个建筑改变了一个村的认知,生成一种全新的生活认知和空间认知,这个太强了。


杨:或者是作为一个设计师的愿望是想通的,想做深“乡村振兴”的这种愿望是一致的,都希望乡村是可以利用起来,而且可以变得更好。


邵:平实的创作,合理的运用。


潘:建筑里应该有一种“历史性”。可能两三年的时间之后,你再返回去看的时候,它就已经不是当年看到的那个样子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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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:这里也涉及到一个“可持续性”的问题?我们可能从另外一方面入手,是一种思想上或精神价值上的可持续性。因为建筑存在可能就是那么一段时间,你说建筑时间长,不过几百年,那千年呢之后呢?它可能就会消逝。历史当中有很多现在已经找不到痕迹的建筑,但它依旧会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出现,这也是它可以一直被后人所传颂的原因,更多是在于它的一些记忆点以及一些很打动人的地方。所以,我觉得建筑的可持续性,更重要的可能是记忆的一个延续性和传承性。其实,就是建筑最根本、最本真的那一部分。


意象建筑的概念生成,作为我们事务所最核心的内容,是因为如果建筑要被传承或被利用下去的话,它一定有一个“内核的存在”,这个内核不能只是功能,因为功能因为时代的变化、使用人群的不同、甲方的不同,很快的更换掉,一旦被更换掉,你的建筑就会变成一个空壳。很多人说,建筑可能就是一个“壳子”,里面可以用不同的东西来填充,但我们想做到的是建筑不仅仅是一个空壳,而是建筑本身原本就存在的一些东西,即使有更迭,也是在这个大的思想范畴框架里,去进行一些更迭。建筑并不只是要建造一个建筑空壳,而是通过思想的指引,让使用者创造建筑的肆意生长。


邵:是立足于建筑本体或者是自我本体的一个解读,但如果我们站在大众的视角来走进一个建筑的时候,我们需要怎么让他们感受到一点什么?


潘:建筑的情感和建筑的叙事,我们把它叫做“建筑的叙事性”。


邵:简单的技法,也没有什么所谓的高级,也不去刻意作出高级,简单的状态就很高级,简单的手法创造了一个不太复杂的结果。


潘:建筑要规模化、复制性强的话,一定是要简单。所有的逻辑都是如此,一个事情太复杂之后,就不具备规模化传承的可能性。


邵:说起复制,并不是工业化生产的复制,要把生产从生产化这个概念中跳出来,更多要思考“创造性的引导”这件事儿。


潘:是在你意料之外的,在作出大量的思考之后,这件事儿做了之后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可能性?需要创造尽可能多的可能性,如果这个可能性局限了几种可能性的话,那这个事情做的意义可能就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了。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不确定性,但我们在做它的时候,肯定要就更多的可能性的设想,所以,我们每一次的设计挖掘,就是需要诸多可能性能够来承载我们的意象构成。这个意象,一定是可以延伸出更多的可能性,这样,它才能够成为这个项目的一个核心,一个载体,或者说是一个场所的精、气、神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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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:说到底,你们柔弱的,还是强烈的,这个是值得探讨的,因为你们才刚刚开始嘛。


潘:这么说吧(哈哈),遇强则强,遇弱则弱。有些地方你需要让它和环境融合,融到一起的,那你就应该低,放低你的姿态,让它融合。有些地方,你就应该让它冒出来,极具力量地冒出来,然后去影响周边,让其他的可以因为你而发生一些改变。


邵:就是说你们那个“野”的东西,时不时会泛滥出来。


潘:有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极具破坏性的东西出来。


杨:是“度”的问题。



第八幕

从城市到乡村

设计值得探讨的更多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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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:卧云台项目,我们做的是景观、建筑、室内的一体化设计。


潘:天气好的时候,我们看到周围是“一个圆圈的山”。


陈:这就是一个纯粹把城市搬到乡村来的意象,带有冲撞,带有对话属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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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彭州·卧云台(2021年9月施工现场) 小隐建筑Archermit


邵:抬头看,有很多孔洞?


陈:是一个一个的眼,白天看到就是这个样子,晚上的时候里面有灯光,像是星空,星星点点,景观上会营造一种竹林的意象,建筑底部是一个半球下来的,像一个飞碟漂浮在竹林上面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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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彭州·卧云台(2021年9月施工现场) 小隐建筑Archermit


邵:它跟城市有什么关系?


潘:所有的材料,都是从厂里生产出来的,而且都是现代材料。这下面整个架空层接近3000平米,建筑的架空层这里,甲方做了很大的牺牲。


邵:你们比李烨老师的小石村要野,他的建筑里更多的是克制。


潘:这个场地周边并没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,我们本身就不想让它克制,而是希望大家来了之后,会感觉这里就是场域的一个中心。它就像是一个大榕树,可以成为这个村庄和周围几个村庄的焦点,或者是“聚场”。现在农村其实也缺乏这样的建筑,大家可以到一个地方坐下来去聊天,或者去做一些集体活动。这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公共活动场,以后他们可以到这下面来,以后下面是完全开放给公众的,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公共空间。


52.png△彭州·卧云台(2021年9月施工现场) 小隐建筑Archermit


我们会在下面设置一些“座椅”,各种公共设施以及儿童玩乐的设施,旁边这几个村子到这里,最近的步行五分钟,最远的15分钟可以走到这儿。晚饭之后大家可以也过来休憩、散步,玩够了带着小孩子回家,这是我们希望的状态。我们所有的核心功能都在顶上,就在顶部漂浮着,只是不能随意进到里面去。


邵:顶上的功能是什么?


潘:是关于熊猫主题的展示,不需要花钱买门票。会进行一系列熊猫知识的科普,大家去熊猫基地只能看到熊猫的样子,不知道熊猫野化的过程是什么样的?这里会告诉他们怎么样来让熊猫回归自然。刚才我们提及,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农村的人觉得它精致,如果我们在这儿还是修个瓦房,老百姓就会觉得没什么很特别了。


邵:所以,你觉得这应该野一点,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新奇的事物,大家才会有兴趣来。


潘:对,是一个新事物,周围的村子的人也都会愿意来。


杨:家琨老师的西村大院,是做了一个开放的中心,通过围合让周围的人有呼吸,通过廊道的方式把人引入进去。我们是通过把功能往上抬的方式,创造了一个可以活动的一个公共区域,可以通过楼梯、电梯、步行上到楼顶上去,感受一种被群山环抱,面向自然、仰望星空的感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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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4.png△彭州·卧云台(2021年9月施工现场) 小隐建筑Archermit


潘 :这个项目多方都做出了牺牲,其中包括业主方、施工方。


邵 : 这个建筑彰显了小隐“野”的部分,小隐有极具收敛的状态,而这里又是极具张力的呈现。


潘 :和环境也有关。这块儿地方很干净,旁边一户人家都没有,旁边的民居都是一些新修的建筑。这个地方以后会形成科幻片里的天幕效果,中间那个圆可以亮起来,像水波一样一圈一圈散发出去, 这边的天气比成都要好,经常可以看到蓝天、白云,天气好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星空璀璨,冬天的时候四周都是雪山,漂浮起来的一个建筑,托着山,托着云,托着乡村里的一年四季。


杨: 室外会模拟一些当地的东西,比如说“冰川漂砾”,楼顶的大面积水面,结合一些石头和树木,让冰川里漂浮的石头看起来像是“水上冰川”的意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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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彭州·卧云台(2021年9月施工现场) 小隐建筑Archermit


邵:这个项目最大的难点是什么?


潘 :幕墙。施工来讲会比较难,因为它每一圈的规格都不一样,我们想模拟一个星空,就不能有缝隙,这一点对施工来讲是特别难的,改了好多次……未来这里可能会成为很多人的后花园。


邵 :大山大水,感觉会影响到对尺度感的判断。


潘 :山水,决定了尺度,包括这个圆的尺度,这方面我们就做了无数次的调试。建成之后,你会觉得建筑和周围的山水,是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的。


邵 :是不是在你心里只要感觉对了,形式并不重要。


潘 :对,不拘泥于形式,前提放在这里要合适。放在这里,如果所有人都觉得很不合适,那他肯定是不能放在这里。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在宜宾的永江村,所有人去看都会觉得这帮人(设计师)脑袋有点问题,因为那边的山,没有这种格局。 在这边,周围的山环绕在建筑周围,围成一个圈,到了这儿的人,所有人都会觉得这是他们的圆心,山是围绕着建筑为中心延展出去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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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 :从功能上来说,就是做一个场域中心,呈放射状态,周边的乡村需要这样一个标志性或者是符号性的精神归属地。


潘 :包括三千多平米架空层,就是要把这个土地的空间价值还给周围的村民。


邵 :还真有点家琨老师“西村大院”的感觉,把城市中心给消解了,然后给大家造一个新中心,让大家可以来,成为一个具备公共属性的空间。


潘 : 因为这边缺少一个中心,一个普通的房子大家不会把它当做中心,但如果把这个建筑换成一颗巨大的榕树,那么,大家也会到这儿来。


邵 :所以,你的意象就是“一颗大榕树”。


潘 :对,底部架空的概念,就是“ 村口的一棵大树” 的那种感觉 ,这里就是村口,是我们的必经之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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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:今天城市记录者跟随小隐建筑来了一次“城市出走”,“向外”也是“向内”,而我觉得“记录”大于“城市”,过程大于结果。我们尝试在读小隐建筑的城市观察的时候,也再通过与小隐的对话,可以有所思考,可以发现城市的多种可能性,这五十公里也是成都的另一面,是成都周边的时间。


陈:我们作为建筑师,也是“城市记录者”,就是把这一段记录下来。记录的目的就是把它留下来,记录你可能没发现的一些东西,我们不仅在记录语言,也在记录建筑。但是记录本身的意义,则是一种过程的体验。


潘:也许我们今天在这儿说了,就是新的开始,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就能看到城市有很大的变化。再过50年,我们如果还在的话,就能直接去享受这些变化,这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——我们提出来一些看似无厘头的、粗犷的一些想法,活着的时候还能去享受它的成果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