城市里的乡村迹象，乡村里的城市文明。
我们在思考中国当代城市的同时，也是在思考中国当代乡村。我们同是城市人，也同为乡野之人。在面对当代都市激变与发展的步调之中，我们同在一条“船”上，之所以要面向“农耕文明”深处去寻找一点什么，或许是因为当今的“城市文明”里有部分缺失的真实与自我。
关注城市，关注城市中正在成长的一代， 城市里需要一种“野性的召唤”。
第一幕
从西村大院开始
城市里的乡村迹象
邵兵（以下简称“邵”）：我是《建筑档案》的主编邵兵，同时也是此次城市记录者的出品人\发起人。城市记录者这档栏目是想通过"个体"跟"城市"之间真实对话关系，以直播的形式来展开对当代城市的新一轮探讨，栏目的基础是一次针对当代城市的调研报告，同时也可以和大家共同思考我们生活着的城市，在未来的诸多可能性。
今天我们的城市记录者是“小隐建筑”的三位老师：潘友才、杨喆、陈仁振，同时他们也是“小隐建筑”的缔造者。
邵：三位从刘家琨老师设计的“西村大院”开始，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初心？
潘友才（以下简称“潘”）：西村在建的时候，我们就在旁边那个高楼里面看着他一点一点建起来的。家琨老师也是我们西南建筑师杰出的代表，这个地方现在是我们成都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，或者说一个公共空间， 所以，我们觉得从这里开始，意义比较深刻。
邵 ：怎么看家琨老师的这个作品？
杨喆 （以下简称“杨”）： 更多的是一些“传承”，和一些成都记忆碎片里的东西。
潘 ： 当时我们来闲逛的时候，有一些普通老百姓看到这个项目，会说像“烂尾楼”，大家都觉得好像这是一个没建成的项目。 2013到2014年的时候， “西村大院”旁边的公馆、楼盘走的都是比较欧式、新古典的风格，突然来了一个这样的， 大家还不习惯，最初也会以为还要在外面贴什么装饰。
邵：有一种“露骨”的、“真实”的，追随建筑本质的状态。
潘：我们现在也在追求这种状态，不去做过多的装饰，也把钱花在应该花的地方。
邵：它跟城市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？
潘：它是一个偏商业类型的项目，里面有各种吃的、培训的以及跟文创相关的东西，所有东西放在了边上，做了跟城市之间很直接的结合。
邵：相当于一个垂直立体的城市广场，所有的绿地都整合成活动区域，大家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，才有，今天我们看到这么热闹的这种场景，是一个让人产生“无距离感”的建筑。
陈仁振（以下简称“陈”）：现在已经成了附近2～3km范围内的社区中心，这种内向型的做法，只要不是天气暴晒，它就能给人提供舒适的运动场地，一个可停留的空间，家琨老师对生活的研究会比较“透”。
杨：川西这边到处都是这种竹林、竹海，成都最具代表性的植物也是竹子。之前的状态是光秃秃的，现在竹林变得茂盛了，就算太阳很大，下面也有树荫，也是一个不错的活动空间。
成都，整体上比较休闲，大家找个茶楼喝喝茶，顺带就把生意给谈了，这是很常见的，很多时候开会并不去会议室，而是去茶楼。就这么简单的一种方式，是比较地道的，也是比较成都的。
杨 ： 就建筑形式上来看，它还是具有一定的边界感，地块本身就是这个样子，但是它里面的交通和外面交通是完全可以串联起来的。所以，人进来就会很方便，没有距离感，形式很好，空间也很开放。
潘 ：当时我同学在家琨老师那儿工作的时候，也作为项目最核心的成员，参与了整个项目的设计和建造的过程。这个连廊边建造边改，也在想要不要把这个连廊去掉，当时也很纠结。后来，两个连廊都留下来了，施工期间也因此多了麻烦和困难。
潘：家琨老师在成都长大，成都这种原有的、原汁原味东西已经没有了，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构造一个他想象当中成都的生活。那么，成都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？就是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。
包括这种围合的方式。家琨老师以前也在那种家属大院或者叫军队大院里生活过。大院里的生活，邻里之间都认识，也都看得到，不管你怎么样，小孩子不会丢，这或许就是当时的一种“意象”，有一种要上房揭瓦的感觉。
邵：可以上房揭瓦，不常规。
邵：现在西村大院算是一个日常的、市集的状态。
潘：只要不下雨的话，就会开一些市集，那还有一个篮球场和足球场，也有专业的团队运营。
其实，这个项目也是一个“叛逆的做法”，如果在当年那种语境或那种环境下做这样的事情的话，必须要有很强的叛逆心或者叫对抗的状态，这也是每个人心里可能从小就有的东西。
邵：选择“50KM”这条路径，你们或许更加关注“路上的风景”？
潘：大家概念里面的成都，其实就是老城区，逛宽窄巷子也好，锦里也好，都是很地道的成都，但实际上，大家对整个大的成都是不了解的（成都是被周围的山，青城山、龙泉山等这些山围在中间的一个状态）。我们希望带大家看到更“离奇”的、更大范围的成都。
邵：从“西村大院”开始，是挺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儿。
陈：2014年的时候，我们在附近也做过一个项目，这里算是“小隐建筑”设计理念的一个出发点吧，所以，此次城市观察与记录，我们就希望从“我们最开始的地方”开始。
杨：回到最开始的地方。
邵：一个真实的“乌托邦”。
第二幕
叛逆与逃离
向城市之外
陈 ：西村大院也是业内公认的最“成都”的一个作品，刚开始也有很多人不接受。
邵：不接受，是因为大家觉得不精致？
潘 ：对，不精致。经过十几年的地产开发，总有一种精致化开发思维的影响，大家也会觉得“你为什么做一个这种不修边幅的建筑？”。 在人们的心目中，贴石材才是“高大上”的，似乎这样就可以拥有一种精致的生活，而西村大院是回归到一种很日常、很生活化的建造方式。
杨：现在看来，这还是一个很有未来感的建筑，有很纯粹的价值内核。
陈：俯瞰“西村大院”时候，你会发现它和大成都的“地形”是一样的，都是周边高、中间低，是一种典型的四川盆地山水格局。
邵：整体“意象”和“状态”和成都的整体状态是一样的。
陈：是一种大范围内的大景观。我们现在要去的就是北面的龙门山（西面是四姑娘山，东面是龙泉山），成都各个面都是环山的，和家琨老师的西村大院建出来呈现的效果一样，是内向的一种城市空间构成方式。
杨：这条路线，也算是我们的工作日常吧，我们每个星期要跑两次。
邵：是要去卧云台项目现场吧？
潘：是的。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世博会展览馆的项目，也用到了类似的手法和概念，就是让四周高起来。我们对整个成都的认知，首先它是个盆地，也是这样一个大的盆地孕育了“天府之国”；其次是因为都江堰的水系工程，后来才慢慢地发展变成了今天的成都。这和刚才说到的西村大院是一样的，我们可以把建筑当成周边的山，中间有一片竹林，里面有球场、集市以及一些点缀性的建筑。它们就像成都的周边，被我们称之为“川西林盘”，每一家老百姓的房子，都有竹林，又有田地在房前屋后。
杨：只是，现在西村大院里面的田变成了足球场，没有真正的田在这里，成全了整体“意象”的空心砖，却有“田”的感觉。
△2020迪拜世博会·四川云上馆·界园效果图 小隐建筑Archermit
邵：如何从一个务虚的“意象概念”生成一个实体的“物理空间”？
潘：你说它“虚”，他其实也“实”；你说它“实”，它其实也“虚”。如同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，梦中的场景里，有些是潜意识里虚构的，在梦里你会飞，会被人追，这肯定是虚的，所有人也都知道是假的。但梦里却存在一些真实的生活场景，就像是你记忆当中的碎片，或者是你生活片段的组合，这样，你才会做这么一个很有故事情节的、看起来很离谱荒诞的这么一个梦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。
邵：所以“意象”，其实就是“身体”与“心灵”的一个自然状态，或者说是一种“似曾相识”的状态，这和小隐的状态很像，“小隐”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？
潘：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做规划的朋友去出差，天气还有点热，我们就站在一个松树林里面，远远可以看见当地村民在那里放了很多羊、牛、马，我们也希望设计可以更加亲近自然。之前也想了很多关于木头、石头、土相关的名字，大多跟建筑材料有关。那里的松树很高，我们在松树林里面，风在上面吹，那种感觉爽极了，当时就想到了“小隐隐于野”的典故，就叫“小隐”了。
杨：从取名字的时候，已经开始有一个雏形了，并不说是具体去做哪一方面的事情，其实就是一个雏形，一个模模糊糊的边界。
杨：建筑，并不是短期行为，而是一个长久存在结果，所以，我们做设计的时候会把多种情感和丰富小细节蕴含在里面，它会慢慢被时间以及人群的使用与感受去发掘出来，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建筑存在的方式，同时也让建筑有了可持续性的意义。
邵：“叛逆与逃离”是你们骨子里的状态，你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？是静谧淡泊的状态？还是叛逆与逃离里面的对抗与思考？
潘：之所以取名叫“小隐”，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不太希望自己做的东西“太建筑”。
邵：你理解的“太建筑”是什么？
陈：建筑的手法、技巧、形式并不是我们第一关注的对象。
潘：就跟医生一样，如果我是一个动手术的一个医生，我给别人做手术动刀子，必须要保证能把别人救下来，这是一个医生最本质的工作。但在这之外，就如同一些比较厉害的医生，他会去做一些科研，或者做一些关于他手术之外的研究，从而取得专业上更大创新与突破，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、更有思想、更有内涵的人。
邵：“叛逆与逃离”这样一种态度，跟“小隐”的关系是什么？
潘：离开人的建筑，它不称之为建筑，所以，我们希望更多的能够去考虑人的感受，到当今这个社会，很多物质的追求已经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了，人们更应该去追求的是思想以及精神层面的一些东西。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正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缺乏的东西，我们也希望去做这部分的东西，而并不是仅仅去满足一些功能。
邵：物质之外的精神追求？
陈：我们三个其实家庭条件不算好，但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，自给自足是能够满足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什么是更高一点的追求？可以称之为“精神追求”。“小隐”和刚才提到的“叛逆与逃离”并不矛盾。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主要还是从“人的情感”出发，旨在谈一种“感受” ，包括场地里的人的真实感受是什么？然后，从这种感受出发，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什么状态。
杨：另一个角度说“叛逆与逃离”，“现在的叛逆与逃离”未必不是未来的一个主流和这个趋势，所以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，可能也是一种对于未来的猜测。
邵：城市里的钢筋混凝土，像一个个“格子”，我们在里边，像是认为建造盒子，我们建造了一个个格子，又重新把自己放进盒子里，你怎么看这种现象？
潘：有些东西，我们可以抛开建筑去考虑它。之前对于叛逆与逃离，我可能理解得还比较片面，通常会有一些比较个人化的情感在里头，有了小孩子之后会有所不同，现在我儿子五岁多了，在陪着他成长的一个过程中，会发现很多之前毫不在意事情，他们思考的很多问题，跟大人是不一样的。以后的社会，越来越多都是90后、00后的世界，再往后，10后长大了之后，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？这是我们现在需要去思考的。虽然我们可能也不能完全想到他们未来的状态，但我们不得不考虑建筑这个层面，以及每个人的需求是怎么样的，他们共同的一种情感是什么。
邵：好像是带着一种既往的经验，但可能新生的东西里面有一种很野性、很野生的东西，就像杨喆说的：“叛逆、逃离”或许就是新生。
潘：现在小孩子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完全发生了变化，在跟他相处的时候，再用我们以前的既有经验教他做事情，这个事情不是很滑稽吗？反过来看，若是再过20年，我儿子他已经二十多岁了，他在去思考他的未来的时候，我都50岁、60岁的人了，我还以我那个时候的经验再来看这个已经过去的时代，可这个时代过去20年了，所以，我们不应用这样一个判定，而应该批判的看待这一切，思想或者习惯的养成里是需要一种叛逆与逃离的，这样才有新的东西生长出来。
第三幕
一群晚熟的人
在家庭中叛逆、成长与觉醒
邵：城市文明里需要一点农耕文明里“田野的味道”，小时候的我们都是在野地里跑大的，如今城市里的我们像是被这种当代文明锁在了格子里，是否要把这种农耕文明的状态带到如今的城市空间中去。
潘：我出生在农村，小时候就是在野地里长大，这也养成了我长大之后性格里的坚韧。
邵：没人管的孩子跟有人管的孩子，长大之后是不一样的。
潘：我是三天两头挨揍的那种，因为调皮嘛。
杨：因为“叛逆与逃离”（哈哈）。
邵：你们仨干过最出格的事儿是什么？
杨：对于我来说，说我被放在城市的“格子里”，其实也不尽然。小时候寒暑假的时候，偶尔还是要出去放一放风，就会到农村去，到野地里面去玩。有一次，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走到一个沼泽地“钓龙”（就是去田埂里面钓龙虾），田埂和大路之间有一片沼泽地，穿过那个沼泽应该是最快回到家的路。钓完之后又着急回家吃饭，又怕大人骂，所以，就走进了那个沼泽地，才知道沼泽是真的会陷下去，而且是真的会沉底。
那次经历，从五六岁的时候一直记到现在，也是一件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，相当于是在生死边缘。可以想象一下，高高的玉米杆子，大路上的人是看不到你的，印象里是一望无际的田地，后面是田，前面也是田，中间是一片很烂的沼泽，延伸得很远，又不可能绕到旁边去，要直直地穿过去，但穿过去又意味着危险，前面两个小伙伴走的又特别快，完全没有给我探路的机会，我就在后面一直摸石头过河，慢慢探着才走过去，总感觉时间好长。
邵：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？
杨：算是第一次一个人的独立，在城市里面，其实是一种群居，或者共居的一个状态，有无数的人替你去解决生活上、学习上的事情。但当你第一次一个人去面对大自然的力量，或者面对荒野，面对一些不可预知的事情的时候，能感觉到的就是你的心跳和你的本能，是一个人跟世界发生对话。
邵：是一种麻木状态？
杨：对，完全是麻木的。走出来之后，很长时间都是处于那样的一个很懵的状态，直到有人打一个岔或者拍醒你，突然就回归到现实的一种感觉。说的高端一点，或者说的文绉绉一点，其实，就是一个和世界很直白的对话，内心的恐惧和紧张会一直延续、延续，延续到直到有人去把这个紧张感打破了，才会把你自己又拉回到现实世界里面。
潘 ：我说三件事情吧。 现在来说，我觉得我母亲揍我是应该的，不然有可能我都 “ 活不到现在 ”。很小的时候，那是应该还在上小学，可能七、八岁的时候吧，跟我一个发小一起爬到山上去，去吃我们当地叫“映山红”的一种花。那种花本来是可以吃的，但前提是要把中间那个花蕊给摘掉来吃，但我们不知道就直接给吃了，我们俩爬到树上去吃了好多，回家之后就中毒了，在医院躺了两天，灌了无数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水，然后对我说：另外那个小朋友也被灌了，但是是猪屎。他们也是在吓我，就让我们下回不能吃了，这是一次差点就死掉了，躺了差不多两天才醒过来。
还有一次，我妈妈不知道。已经上了初中的时候，跟我们当地一个我苗族的结拜大哥，去他们家玩，我就爬到半山上的一个悬崖，自己就下去了。是 徒手下去的，下到半山腰去就上不来了，还好当时有人跟着，找人拿了个箩筐把我吊了上去，要不然我就只能一直在那儿待着。如果是我一个人去，说不定就死在那里了。这个事儿我妈和大哥都不知道，后来，我给他们俩说千万不要让我妈妈知道。
上高二的时候还干过一件事儿，是在过春节的时候，也就是大年初五，和我几个堂弟、表弟在一起玩。春节总要放鞭炮，大家会把没有炸的鞭炮捡回来继续玩，我们就把火药掰出来，全部放在了一个玻璃瓶里，我记得是一个原来装青霉素的空玻璃瓶，弄好之后就放在土里面去，像是那种土炮，结果第一次没点燃，也没炸。当时有七个人在，包括我亲弟弟、表弟堂妹，然后，我最小的表弟当时就去拿打火机去了，我就拿火柴点，火柴虽然断了，还是点起来了一点，因为那个青霉素是蜡封的，一点就炸了。一个玻璃瓶，满满的一瓶的药，就跟一个炸弹一样的，把路炸出一个5cm的坑，幸好那个玻璃瓶是在我丢下去那一瞬间在空中炸掉的，但所有人还是受了伤，我手上全是玻璃，手上的皮被炸飞起来了，现在手里还有玻璃。
老爸、老妈都觉得这娃挺听话的，学习也挺好的，然后老师都是经常表扬，突然一个冷不丁的干个事儿，是接受不了。而且，我从小经常会伤到自己，就会令人操心。
邵：你是冒险的，不管干什么坏事都是惊天动地的。杨喆一看就是干点坏事儿别人也不会知道的类型，陈老师是什么类型的？
陈：邵老师刚才在问这个话题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想，但是现在我印象深刻的似乎没有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不能够把它称为“拿得出手”的叛逆。生活对于我来说也是常态，就是过完了之后，回归了一种很正常的状况。刚刚不就聊到父母这个话题吗？父母毕竟会年长二十几年，他会有他的生活经验，会有一些很常规的认识，他的认识就是希望你少走一些他走过的弯路。
邵：但每个人的弯路其实不太一样。
陈：我和我爸之间，就是他的意识要强加于我，我想要有自己的经历。我觉得一些弯路我是必须要走的，要自己去走，要自己去经历，在这个观念上，我和我爸之间就有这样的矛盾。读大学之后，我就是不想在他身边，想稍微离远一些，其实你说有多大的事情呢？也没有。就是不想听他唠叨，即使知道他说的很多都是对的，大部分经验也都是对的。
我老丈人会有不同， 性格不同表达方式也不同。他有不同的想法，但是他不表达，也不会强加给你，这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。 基因是有的，虽然我一直在克制，直到现在我就能够感受得到，这一生我都会有我老爸一些影子在，也继承了他的一些习惯。
邵：强迫，自我强迫，也强迫他人，工作上也是这样吗？
杨：是的（哈哈），所以，公司里的“小朋友们”都很怕他。
第四幕
城市需要慢下来
因为人的活动才有了建筑
邵：速度与尺度的问题。速度快了，擦肩可能就变成了碰撞；速度慢了，擦肩就是擦肩，大家会微微一笑，心态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自己给自己创造的这个城市，太多千变万化，目前，我们还在使劲往里面放更多的内容，我们阻止不了速度给我们带来的冲撞，可能我们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接纳、适应这种冲击。
潘：城市新区，就是没有办法让人慢下来。
邵：甚至，你看一个人或者感受一个人的速度都在变快，接触一个人也讲究效率，人被放在了一个机器上运作。老城有很多东西拽着你，让你慢下来，尤其在成都，这种反差极大。
陈：针对我们公司这几个人来说，大家都更加喜欢“老成都”，喜欢这种“慢中有快，快中有慢”的感觉，不太喜欢成都高新区域。不是我们接受不了，我们是能够接受的，需要的情况下，我们该去还是要去的，但你让我长期在这在这个位置上生活，它就不是我想象的生活状态，不是我要的“成都的生活”。北京的老城和新城，它是一圈一圈往外扩的；成都，它是往南移的，直接把新城和老城类似于两个卫星联合起来，也可以完全独立。
邵：新与旧其实是相互渗透的，这里边时间是有叠加的，新与旧之间有边界，也有完全是新的东西。我们建造了一个“新的”放在这里，随之也建造了一个新的生活结构或者生活状态，但是老百姓或许不会考虑那么多，只是觉得这个房子很干净，这里的公共空间也很干净，最起码比老城干净很多，他们只是很简单的一种诉求。
陈：这个事情，我跟很多朋友都聊过。现在的成都人，包括年轻的、三十来岁、四十来岁年纪的人，他们其实是不太愿意住在新城的，住在这边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工作，要回城（老城）的交通也会比较麻烦。
邵：上次咱么 聊起“天府新区”这种新城的时候，也提到了关于城市的逃离。所以，是不是随着人年龄的增长，对新的事物的接受度不行，抑或说本身城市的庞大与快速度是有些问题的？
潘：经常会跟公司的小朋友一起聊天，他们都更喜欢在老城里面的活动和生活。新城那边他们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生活气息，街道的这个尺度就不对，不是人的尺度，而是车的尺度，动不动就是四车道、六车道。
邵：车的尺度里兼容不了人的状态。
潘：这种状态没有办法让路两边的人形成互动，出去买个东西，就要过三个红绿灯，一个红绿灯要等一分钟……很多设施不合理，特别是对于一些小朋友或者行动不是特别快的人来讲。以前小尺度的双车道大概5、6m宽，过去都不需要红绿灯，有些街道、巷子里面也没有红绿灯的概念，大家想过就过，反正车过来了也知道，都是熟人，都知道礼让。大家更喜欢的是这么一种生活状态，而不是说对城市的这种“新不新”，“繁不繁华”。
邵：速度与尺度的问题。速度快了，擦肩可能就变成了碰撞；速度慢了，擦肩就是擦肩，大家会微微一笑，心态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自己给自己创造的这个城市，太多千变万化，目前，我们还在使劲往里面放更多的内容，我们阻止不了速度给我们带来的冲撞，可能我们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接纳、适应这种冲击。
潘：城市新区，就是没有办法让人慢下来。
邵：甚至，你看一个人或者感受一个人的速度都在变快，接触一个人也讲究效率，人被放在了一个机器上运作。老城有很多东西拽着你，让你慢下来，尤其在成都，这种反差极大。
陈：针对我们公司这几个人来说，大家都更加喜欢“老成都”，喜欢这种“慢中有快，快中有慢”的感觉，不太喜欢成都高新区域。不是我们接受不了，我们是能够接受的，需要的情况下，我们该去还是要去的，但你让我长期在这在这个位置上生活，它就不是我想象的生活状态，不是我要的“成都的生活”。北京的老城和新城，它是一圈一圈往外扩的；成都，它是往南移的，直接把新城和老城类似于两个卫星联合起来，也可以完全独立。
邵：新与旧其实是相互渗透的，这里边时间是有叠加的，新与旧之间有边界，也有完全是新的东西。我们建造了一个“新的”放在这里，随之也建造了一个新的生活结构或者生活状态，但是老百姓或许不会考虑那么多，只是觉得这个房子很干净，这里的公共空间也很干净，最起码比老城干净很多，他们只是很简单的一种诉求。
陈：这个事情，我跟很多朋友都聊过。现在的成都人，包括年轻的、三十来岁、四十来岁年纪的人，他们其实是不太愿意住在新城的，住在这边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工作，要回城（老城）的交通也会比较麻烦。
潘：有一个现象叫“经济导向”，以经济为导向，而不是以生活为导向，就是所有东西都在围着经济转。包括我们政府的调控也是这样，如果大家不愿意去新城，那就把最好的学校搬过去，我把最好的医院搬过去，让你不得不来。之所以我觉得有一些问题，不是说这个做法不对，而是说可以有更好的方法、方式去体现。
邵：而并不是这种粗犷的方式。
潘：我们更应该去考虑人怎么样在这里头生活，这应该是更好的。做配套也好，建美术馆、博物馆也好，都是想让大家更多参与和了解成都的文化、生活。但是，真正的文化其实是在生活里面的，而不是在博物馆里面。
邵：现在来看，好像文化需要有一个容器，艺术也需要一个容器，这才有了艺术中心，有了博物馆，但这样就有了文化了吗？但大城市里的日常是缺失的，而成都文化就在火锅里。
潘：天府新区目前也在做一些博物馆与艺术中心，但内容和运营都还没有考虑，这是有问题的。
邵：是否是要以人的活动为导向，之后才有了场地，人的活动场地需要一个建筑，于是有了建筑。而不是说，我做了一个建筑需要人进来，我得想办法把人弄进来。
陈：目前有点搞反了。
第五幕
乡村里的城市文明
从“公园”探知“公园城市”
潘：我们马上就到贤仁村了，我们可以看到之前谈到的“山水”。目前，成都正在打造“公园城市”，说起“公园”，我们的城市公园里面有很多地方都荒废掉了，通常会做大面积的草坪，种很多灌木，也会做出很多景观性的修饰，效果其实并不好。有没有可能换一种方式去思考？在某些大型的公园里面，能够把这种农村的田野给放进去。
邵：最大的问题是，目前城市里好多东西都是我们做出来的。
潘：大家会习以为常的认为，建了个公园，绿地变多了，草坪变多了，生活质量也就改善了……
邵：是的，“建”了个公园，重点在于“建”，可原来没有城市的时候，处处是自然，处处是公园，或者只要修路就行，每天都可以在公园里转。
潘友才：现在有了公园，却限制了人们的活动。做一个草坪，不让踩、不让碰，牌子立起（“请勿践踏”或者“小草青青”），就是不让人进去。大家会很担心小孩子的体力问题，或者说是性格不够坚韧、坚强，其实就是缺乏这种体力上的训练，缺少一些野生成长的介入。
邵：现在我们给了孩子们很多知识，心灵乃至艺术上的培养，恰恰缺少的就是身体。
潘：或者叫“缺少自我体验”。比如，你去报个美术培训班，我们会觉得在培养孩子们的艺术细胞，但是，艺术的细胞不是每天在培训班教室里面就能培养出来的。
邵：细胞培养的培养，需要合适的温度与菌群。
潘：细胞，需要自己去体验，自己去创造才能生长出来的。美术培训班一般都被关在一个房子里，被关在房子里这样画，就能把东西画出来了吗？就能让自己感受了吗？明显是不可能的。
就像这里的水稻，有人认为一定要用水把它淹住才叫水稻。可水稻有一个成长的过程，有些时候需要水，有些时候不要水，但很少有人知道。就像人成长的过程，有些阶段是需要水淹着它，有些阶段是不需要水的，淹着它反而不好。
邵：或许，只是在功能设定上提供一个身心体验空间即可，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让它更具原生态，而不是说要造出一个“样式”。
潘：包括这些农作物也是一样的，多数小孩也不太会认识这些农作物，不知道辣椒是什么样？不知道茄子怎么长出来的？不知道豆子还要用这个架子它才能长成这个样子，他们根本不清楚这些东西。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城里面吃，吃完之后去上学，上完学之后，回家睡觉或者去培训班。
邵：刚才，我也没太认出是水稻（哈哈），所以，其实城市里的经验大部分是经验结果，并没有野化的过程。
陈：我们希望的就是能够走出城市。
潘：创造力怎么来的？创造力是亲身体验、是要自己去挖掘出来，而不是说别人给你的。
杨：可能从根上我们就有一个认知错误，“城、乡”这两个东西已经被拆成了对立的两个区块、两个地方，所以，也有很多方式可以让它就是融合，相互契合起来。
潘：城市里有的其实农村也有，小区绿化也在做，只是说他没有像我们现在的所谓高端小区，做得那么精致。
邵：城市是否一定要如此精致，在大家眼中，城市就应该是精致的玻璃幕墙？
潘：怎么讲呢？精致我不反对，你喜欢精致你就去精致，你喜欢粗犷你就去选择粗犷，但是你得给别人选择的权利，一定要有这么一些地方让大家有得选。现在是没得选，除了逛公园，要想做这些事情，就必须到农村，要开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的车。
邵：把农村这种生态搬进城市里如何？难度可能是什么？
潘：我觉得跟经济相关，土地性能的转化方式决定其未来的价值，我们需要房子就盖了很多房子，房子现在够多了，我们就要认真考虑下城市中的生活。这里虽然好，但要孩子天天来是不现实的，这里面有一个时间成本，即便是把这里的搬到城市里，好像总是缺少一点野生的味道。
邵：田地里的野趣是不规则的，我们可能需要在规则与不规则之中找一种新的平衡，这里面有一些简单的不规则或者说一些突破规则的状态，农耕文明的城市创新不应该在各种框框之内，要不然就没有惊喜了，也没有了趣味。
潘：到现在为止，我们离成都应该已经40km了。如果你的家的楼下就有这么一个地方，或者说离我家1km，我步行10分钟、20分钟，有这么一个地方，我靠步行或者我骑个共享单车就能做到这一点的话，很多家长应该都是愿意带着自己小孩来的。就不用去报一个什么体能培训班，我也不需要去学什么跆拳道，想要锻炼身体，就到田里面，干就对了，身体也就好了，就不作了，就不娇气了，就不娘了。
邵：应该允许杂糅，允许这种不规则的东西出现，尝试原生的东西。
潘：中国有五千年的农耕文明，在城市里面是完全体会不到的。现在大家一个劲地去讲传承文明与传统文化，首先，传承都没做到，这些东西已经被城市摒弃或者抛弃掉了，完全没有从规划、从人们的生活层面去做这个事儿。未来孩子长大之后，从小他脑袋里压根儿就没有，你要强加给他，他就只能从书本上去背。强制性的背，没有任何用，包括今天邵老师，连水稻都不认识（哈哈）。
潘：现在来看，公园就是公园，没有办法去做现在我们说的事情。虽然我们一直在不停的在提倡多元化，但实际上从大的规划层面，就已经把多元化砍死了，没有办法多元化。多元化已经被框在了一个城里了，城市还是城市。
邵：有必要来梳理一下，城市多元化究竟是怎样多元？具体的、多元的方向应该如何实施。
潘：近几年，不停在提“城乡结合”、“乡村振兴”，结果乡村还是乡村，城市还是城市，城乡结合部还是城乡结合部。如果按照现在的状态，十年之后再来看，区别不会太大，它只有一个结果，就是让乡村像城市一样变得更精致了，但最后它就不是乡村了。
邵：其实，普通人对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让生活变得更精致，这里面是否有我们有自以为是的想法。从城市到开发，到具体的生活空间，存在多项矛盾，那么作为设计师，怎么去应对这种问题？
杨：我们也发现了规划层面的一些不合理性，这关乎时间和生活习惯的问题，设计师认为的时间和生活习惯是一种概念，当地的老百姓适应的是另一种概念。刚刚说的“自以为是”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：当我们设计师这个行业，都没有信心或者没有专业能力去把这个事情给解决好的时候，你也指望不上其他人去解决这个事情。所以，我们会通过很多分析和实践，去发现一些尖锐的一些问题，这也是对于目前现实状况的一个叛逆与逃离。
潘：必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。
邵：可以松弛一点。乡村真的是我们认知的乡村么？我们又怎么知道乡村里的老百姓不想像城里的人一样生活呢？那为什么大量老百姓涌到城里去？城市里中产也好、精英也好，城市对乡村也是两种状态之间的相互刺激，或者称之为“彼此向往”。
潘：因为不了解，没有亲身体验，所以向往。但或许你真正去体验、去感受之后，就可能不向往了。现在“乡村振兴”有一点我觉得很好，就是它真正的把很多东西引入到乡村里面去，让当地人可以与在城市里待久的人相互刺激。
第六幕
人类文明迹象
需要守护与继承
潘：再往前就到青城山了，这一段的风景特别好，车左边全是竹子，河里面的石头就是冰川时期地质运动带下来的，现在这边有个景区叫“飞来峰”，有一个巨大的石头，也是那时候留下的，成就了这样一个生于自然天地的地质公园。
邵：说到地质公园，我们现在会不断阐述“文明”和“历史”这两件事儿，怎么“自处”就显得更为重要。我们历史就在那了，时间摆在那，在当代该怎么去权衡这件事儿？
潘：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，怎么样让后来人觉得我们是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若再过100年，我们2021年时期的人与生活留下的是什么？能不能成为一种文化？如果再过100年，看到的还是300年、500年之前的东西，他觉得这才是文化，那我们这一代人存在的价值就没有意义了，可以忽略掉，就跟灰尘一样，随风飘逝了。
陈：比如我们提到每个朝代，只会知道它鼎盛时期几十年、一百来年，其他的我们会忽视掉。
邵：城市自有其文化与历史，并非一定要把这些东西符号化地摆在城市里。
杨：现在出现的“千城一面”的状况，其实可以用一种更极端的方式来解决。比如成都就可以完全城市化、集中化、现代化。你如果喜欢更乡村、更乡野的地方，可以去本地更好的一些地方，都是要看场地本身。现在我们谈的包括开发介入也好，或是公园介入也好，其实就是在“造”它，把前序的东西都摧毁了，或者是只留下一点点，然后去造新的东西。如果我们把成都，作为“田园”的一个示范点看，让想来这个地方的人来这个地方，让不想来这个地方的人（比如说一些高新兴IT人才，他可能喜欢北上广那种状态）去其他的地方，这样就可以让新城市人和新村民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落脚点。
潘：我们为什么要呆在成都？那为什么邵老师你在走南闯北之后会留在北京？这个肯定是有原因的。是一种自觉选择，那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城市有什么东西和你的内心是契合的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不一定要在乡村反精致，我们明明改善老百姓的生活，哪怕你给他改一层皮，他也愿意，他觉得新了，他对这个生活就会产生希望。在城市里，一定要追求历史与文化留在这里，也不要过度符号化，不过度去追求一定是某个样子。
邵：所以，守护与继承的到底应该是什么？不同的设计师的存在，才会有千变万化的东西出来。
潘：是的，还有一个关键性问题，就是你会发现“哇，都好”，现在这也是一种悲哀，就是它没有区别，圆的、方的、灰的、白的全是这一类。为什么我们不太想去用建筑语言去做现在的项目，参数化设计可以随机的勾勒出任何曲线，但它还是一个符号化的东西，所以，我们还是更希望设计初期不要去考虑这些东西，尽可能多地去考虑人的生活、人的情感、人的感受。
邵：“奢华”不是你们追求的，或者说是表皮。
潘：是的，每个人有不同的经历，对同样的一个事情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，最后呈现出来的也是各种各样的结果。我们有一个项目就在这山顶上，叫“花前月下”，是一个观景台。他们在整个山谷下面种了很多花。我们希望造一个像月亮一样的（观景台），营造一个白居易诗歌里“花前月下”的感觉，山上视线很好，可以看到日出日落。
△彭州·花前月下观景台效果图 小隐建筑Archermit
杨：也可以看到雪山。
邵：这一路上有很多你们的项目，你们把这类项目称之为“乡村振兴”吗？
潘：算是“乡村振兴”，帮助“乡村振兴”。
第七幕
简单的乡村
让乡村人可以学习的设计
潘：这是蜀中糖门，是时地建筑李烨老师的项目。上面这些吊顶的竹子、包括屋顶用的瓦，都做到了想要的效果，而不是说用一些特别昂贵的新材料。
邵：都是当地的材料吗？
潘：这个乡村，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“所谓精致”，但它又没有距离感，他没有让你看着像城里面那样恼火，这个吊顶的层次也特别漂亮，包括屋顶上的竹竿也是一种很简单的做法。
邵 ：杨喆，你怎么看李烨老师这个作品？
杨：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这个建筑的用途，因为蜀中糖门确确实实是在作业中的，一方面是把一个工厂做到有艺术感，又兼具一定的观赏性，在乡村当中有种感受已经很不错了。
邵：他这个窗子的节奏也特别好。
潘：可以看到里面的人，里面的人也能看出来。
邵：所以说，振兴还是要解决问题，而不是为了建筑，修一个建筑而建筑。
杨：我们说在里面的工人都很有幸福感，应该会比那种厂房和大棚里面会好很多。
潘：我们提到的“精致”，并不是说乡村的就不精致了，精致的是“方法”。
邵：不用刻意，或者一定要得抠这么细，一定要有“缝儿”……大城市的节奏在这儿会有点格格不入。
邵：看现场比看照片的感受要好很多，真实感会更强烈一些。
潘：对，不是那种“纸上建筑”，现在很多建筑就成为了照片、声音和网红。
现在有很多所谓的网红建筑，就跟网络上直播平台小网红主播一样，有化妆和滤镜还好，滤镜一去掉之后就啥也不是了。
邵：李烨老师这个（项目），不加滤镜就极美，适合长在山里，是村野山上的真实感。
潘：就是要不怕把滤镜去掉，建筑本就不需要滤镜。他的很多做法是可以影响周边老百姓的，可以看看村里，现在周边很多老百姓自己家的栏杆，都在模仿他。
邵：这就特别好，就是“振兴”。
潘：现在我们看到的"所谓特色小镇"，大多都是生硬的去把一些东西给强加进去，老百姓无法参与，也无法自发形成。
陈：用最简单的做法、最简易的手法、最原生的材料，能够做得出来的建筑，才是好建筑。老百姓不用找人工，自己可以拿着最基本的材料照着你的设计做出改变，这就是最好的设计。
邵：这个意义要远远大于一个建筑的意义，一个建筑改变了一个村的认知，生成一种全新的生活认知和空间认知，这个太强了。
杨：或者是作为一个设计师的愿望是想通的，想做深“乡村振兴”的这种愿望是一致的，都希望乡村是可以利用起来，而且可以变得更好。
邵：平实的创作，合理的运用。
潘：建筑里应该有一种“历史性”。可能两三年的时间之后，你再返回去看的时候，它就已经不是当年看到的那个样子了。
杨：这里也涉及到一个“可持续性”的问题？我们可能从另外一方面入手，是一种思想上或精神价值上的可持续性。因为建筑存在可能就是那么一段时间，你说建筑时间长，不过几百年，那千年呢之后呢？它可能就会消逝。历史当中有很多现在已经找不到痕迹的建筑，但它依旧会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出现，这也是它可以一直被后人所传颂的原因，更多是在于它的一些记忆点以及一些很打动人的地方。所以，我觉得建筑的可持续性，更重要的可能是记忆的一个延续性和传承性。其实，就是建筑最根本、最本真的那一部分。
意象建筑的概念生成，作为我们事务所最核心的内容，是因为如果建筑要被传承或被利用下去的话，它一定有一个“内核的存在”，这个内核不能只是功能，因为功能因为时代的变化、使用人群的不同、甲方的不同，很快的更换掉，一旦被更换掉，你的建筑就会变成一个空壳。很多人说，建筑可能就是一个“壳子”，里面可以用不同的东西来填充，但我们想做到的是建筑不仅仅是一个空壳，而是建筑本身原本就存在的一些东西，即使有更迭，也是在这个大的思想范畴框架里，去进行一些更迭。建筑并不只是要建造一个建筑空壳，而是通过思想的指引，让使用者创造建筑的肆意生长。
邵：是立足于建筑本体或者是自我本体的一个解读，但如果我们站在大众的视角来走进一个建筑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怎么让他们感受到一点什么？
潘：建筑的情感和建筑的叙事，我们把它叫做“建筑的叙事性”。
邵：简单的技法，也没有什么所谓的高级，也不去刻意作出高级，简单的状态就很高级，简单的手法创造了一个不太复杂的结果。
潘：建筑要规模化、复制性强的话，一定是要简单。所有的逻辑都是如此，一个事情太复杂之后，就不具备规模化传承的可能性。
邵：说起复制，并不是工业化生产的复制，要把生产从生产化这个概念中跳出来，更多要思考“创造性的引导”这件事儿。
潘：是在你意料之外的，在作出大量的思考之后，这件事儿做了之后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可能性？需要创造尽可能多的可能性，如果这个可能性局限了几种可能性的话，那这个事情做的意义可能就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了。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不确定性，但我们在做它的时候，肯定要就更多的可能性的设想，所以，我们每一次的设计挖掘，就是需要诸多可能性能够来承载我们的意象构成。这个意象，一定是可以延伸出更多的可能性，这样，它才能够成为这个项目的一个核心，一个载体，或者说是一个场所的精、气、神。
邵：说到底，你们柔弱的，还是强烈的，这个是值得探讨的，因为你们才刚刚开始嘛。
潘：这么说吧（哈哈），遇强则强，遇弱则弱。有些地方你需要让它和环境融合，融到一起的，那你就应该低，放低你的姿态，让它融合。有些地方，你就应该让它冒出来，极具力量地冒出来，然后去影响周边，让其他的可以因为你而发生一些改变。
邵：就是说你们那个“野”的东西，时不时会泛滥出来。
潘：有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极具破坏性的东西出来。
杨：是“度”的问题。
第八幕
从城市到乡村
设计值得探讨的更多
杨：卧云台项目，我们做的是景观、建筑、室内的一体化设计。
潘：天气好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周围是“一个圆圈的山”。
陈：这就是一个纯粹把城市搬到乡村来的意象，带有冲撞，带有对话属性。
△彭州·卧云台（2021年9月施工现场） 小隐建筑Archermit
邵：抬头看，有很多孔洞？
陈：是一个一个的眼，白天看到就是这个样子，晚上的时候里面有灯光，像是星空，星星点点，景观上会营造一种竹林的意象，建筑底部是一个半球下来的，像一个飞碟漂浮在竹林上面。
△彭州·卧云台（2021年9月施工现场） 小隐建筑Archermit
邵：它跟城市有什么关系？
潘：所有的材料，都是从厂里生产出来的，而且都是现代材料。这下面整个架空层接近3000平米，建筑的架空层这里，甲方做了很大的牺牲。
邵：你们比李烨老师的小石村要野，他的建筑里更多的是克制。
潘：这个场地周边并没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，我们本身就不想让它克制，而是希望大家来了之后，会感觉这里就是场域的一个中心。它就像是一个大榕树，可以成为这个村庄和周围几个村庄的焦点，或者是“聚场”。现在农村其实也缺乏这样的建筑，大家可以到一个地方坐下来去聊天，或者去做一些集体活动。这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公共活动场，以后他们可以到这下面来，以后下面是完全开放给公众的，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公共空间。
△彭州·卧云台（2021年9月施工现场） 小隐建筑Archermit
我们会在下面设置一些“座椅”，各种公共设施以及儿童玩乐的设施，旁边这几个村子到这里，最近的步行五分钟，最远的15分钟可以走到这儿。晚饭之后大家可以也过来休憩、散步，玩够了带着小孩子回家，这是我们希望的状态。我们所有的核心功能都在顶上，就在顶部漂浮着，只是不能随意进到里面去。
邵：顶上的功能是什么？
潘：是关于熊猫主题的展示，不需要花钱买门票。会进行一系列熊猫知识的科普，大家去熊猫基地只能看到熊猫的样子，不知道熊猫野化的过程是什么样的？这里会告诉他们怎么样来让熊猫回归自然。刚才我们提及，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农村的人觉得它精致，如果我们在这儿还是修个瓦房，老百姓就会觉得没什么很特别了。
邵：所以，你觉得这应该野一点，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新奇的事物，大家才会有兴趣来。
潘：对，是一个新事物，周围的村子的人也都会愿意来。
杨：家琨老师的西村大院，是做了一个开放的中心，通过围合让周围的人有呼吸，通过廊道的方式把人引入进去。我们是通过把功能往上抬的方式，创造了一个可以活动的一个公共区域，可以通过楼梯、电梯、步行上到楼顶上去，感受一种被群山环抱，面向自然、仰望星空的感觉。
△彭州·卧云台（2021年9月施工现场） 小隐建筑Archermit
潘 ：这个项目多方都做出了牺牲，其中包括业主方、施工方。
邵 ： 这个建筑彰显了小隐“野”的部分，小隐有极具收敛的状态，而这里又是极具张力的呈现。
潘 ：和环境也有关。这块儿地方很干净，旁边一户人家都没有，旁边的民居都是一些新修的建筑。这个地方以后会形成科幻片里的天幕效果，中间那个圆可以亮起来，像水波一样一圈一圈散发出去， 这边的天气比成都要好，经常可以看到蓝天、白云，天气好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星空璀璨，冬天的时候四周都是雪山，漂浮起来的一个建筑，托着山，托着云，托着乡村里的一年四季。
杨： 室外会模拟一些当地的东西，比如说“冰川漂砾”，楼顶的大面积水面，结合一些石头和树木，让冰川里漂浮的石头看起来像是“水上冰川”的意象。
△彭州·卧云台（2021年9月施工现场） 小隐建筑Archermit
邵：这个项目最大的难点是什么？
潘 ：幕墙。施工来讲会比较难，因为它每一圈的规格都不一样，我们想模拟一个星空，就不能有缝隙，这一点对施工来讲是特别难的，改了好多次……未来这里可能会成为很多人的后花园。
邵 ：大山大水，感觉会影响到对尺度感的判断。
潘 ：山水，决定了尺度，包括这个圆的尺度，这方面我们就做了无数次的调试。建成之后，你会觉得建筑和周围的山水，是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的。
邵 ：是不是在你心里只要感觉对了，形式并不重要。
潘 ：对，不拘泥于形式，前提放在这里要合适。放在这里，如果所有人都觉得很不合适，那他肯定是不能放在这里。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在宜宾的永江村，所有人去看都会觉得这帮人（设计师）脑袋有点问题，因为那边的山，没有这种格局。 在这边，周围的山环绕在建筑周围，围成一个圈，到了这儿的人，所有人都会觉得这是他们的圆心，山是围绕着建筑为中心延展出去的。
杨 ：从功能上来说，就是做一个场域中心，呈放射状态，周边的乡村需要这样一个标志性或者是符号性的精神归属地。
潘 ：包括三千多平米架空层，就是要把这个土地的空间价值还给周围的村民。
邵 ：还真有点家琨老师“西村大院”的感觉，把城市中心给消解了，然后给大家造一个新中心，让大家可以来，成为一个具备公共属性的空间。
潘 ： 因为这边缺少一个中心，一个普通的房子大家不会把它当做中心，但如果把这个建筑换成一颗巨大的榕树，那么，大家也会到这儿来。
邵 ：所以，你的意象就是“一颗大榕树”。
潘 ：对，底部架空的概念，就是“ 村口的一棵大树” 的那种感觉 ，这里就是村口，是我们的必经之地。
邵：今天城市记录者跟随小隐建筑来了一次“城市出走”，“向外”也是“向内”，而我觉得“记录”大于“城市”，过程大于结果。我们尝试在读小隐建筑的城市观察的时候，也再通过与小隐的对话，可以有所思考，可以发现城市的多种可能性，这五十公里也是成都的另一面，是成都周边的时间。
陈：我们作为建筑师，也是“城市记录者”，就是把这一段记录下来。记录的目的就是把它留下来，记录你可能没发现的一些东西，我们不仅在记录语言，也在记录建筑。但是记录本身的意义，则是一种过程的体验。
潘：也许我们今天在这儿说了，就是新的开始，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就能看到城市有很大的变化。再过50年，我们如果还在的话，就能直接去享受这些变化，这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——我们提出来一些看似无厘头的、粗犷的一些想法，活着的时候还能去享受它的成果...
文字来源：建筑档案
图片来源：建筑档案
发布时间：2021.9.29